李唐名鼎配资，作为90后北京作家，他的写作与同龄人的城市生活体验深深关联，却又常常跳脱其外。在新近出版的小说集《神的游戏》中，他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坐标：并未沉溺于具体的地域叙事或青春絮语，而是以北京这座高速迭代的现代都市为隐形背景，淬炼出一种冷峻而富于哲思的寓言式写作。
《神的游戏》共收录《神的游戏》《存在之虹》《星辰坐标》《等待》《边境》五篇小说，均围绕着记忆与现实、童年与成长展开。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，李唐曾获“十月文学奖”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小说奖等，在《神的游戏》这部小说集里，李唐将现代生活的碎片，置入他精心设计的“游戏”场域，完成了一次对同代人精神状态的深刻书写。在书中，他并非直接给出答案或慰藉，而是搭建起一个个思想实验室，邀请读者在其中审视自身观照自我。
从这本书开始，写作更加“肆无忌惮”
北青报：为何选择将《神的游戏》等五篇小说集结成书，几篇小说之间有什么逻辑或故事吗？几篇小说的灵感从何而来？是否受到某部作品、某个事件或某种哲学观念的启发？
李唐：前三篇小说，也就是《神的游戏》《存在之虹》《星辰坐标》，是同一段时期写的，我称之为“伪自传三部曲”，其中虽然截取了许多真实的时代背景和环境，但故事毕竟还是虚构的，只是以“我”来讲述一切，彼此间也有点关联性。
如果说启发，可能来自阿根廷作家塞萨尔·艾拉——并不是题材和风格上的启发，而是一种写作态度。拉美文学作家的那种叙事的自由感，曾深深影响过我，比如艾拉说自己的写作叫“往前飞”，有种不管不顾的劲头。
北青报：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本书的独特性，你会选什么？它与你之前的作品相比，最大的突破在哪里？
李唐：自由？哈哈，从这本书开始，我的写作更加“肆无忌惮”了，少了许多条条框框，越来越觉得小说是可以包容万事万物的独特文体。如果说以前我的写作是“练习走路”，从这本书开始，我觉得自己走得稳了些，可以开始练习奔跑了。
北青报：你笔下的人物多有失眠、失语、妄想等状况，这种人物设定是否源于你对人类精神困境的观察？你想通过这些人物传递怎样的生命态度？
李唐：虽然我没有刻意想过“人类精神困境”之类，但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。我只是把我的所思、所见、所闻以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。如果我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写作者，就不可能装成海明威那样的硬汉。至于说生命态度，我想就是“自知渺小但还是有珍视的事物”吧。小说中的人物，他们不是麻木的人，只是有些无力、犹豫不决，可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坚持，哪怕那种坚持是以“拒绝”的方式出现的。
最想探索的主题，永远是“存在”
北青报：从《神的游戏》对校园暴力的探讨，到《存在之虹》对生命无常的追问，你的作品始终藏着对人性和存在意义的叩问，这些主题是否与你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？你最想探索的主题是什么？
李唐：《神的游戏》书中的这五篇小说，确实与我的成长经历有些许关联，我也是第一次用虚构的形式来探索这种关联。我最想探索的主题永远是“存在”，说白了也就是为什么活着，以及怎么活着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难有确切的答案，否则我也不会一直写下去了，或许“写”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。
北青报：你的小说常通过梦境、迷踪等元素构建虚幻世界，可能会让部分读者觉得晦涩，你在创作时会考虑“读者接受度”吗？如何平衡自我表达与读者共鸣？
李唐：我平衡得并不是很好，我确实不是那种有能力兼顾自我与市场的写作者。不过，我也相信作品首先要打动自己，才有可能打动别人。很多时候，正是因为我缺乏坚持自己的勇气，作品才会“四不像”——既打动不了自己，也打动不了他人，这就需要写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诚的努力。我不会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畅销书，但会在意对自我和真诚的妥协。
写作治愈自己，希望善良的人都能站出来
北青报：作为90后作家，你认为这一代人的成长中，最独特的精神烙印是什么？虚拟世界的早期经验如何塑造了你们的现实感知？
李唐：我不敢说能够代表90后，但网络的介入确实是不可绕过的。90后尤其是95前，比较特别的一点是，他们正好处于前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分界线上。拿我来说，童年和少年时代，网络对我的影响很小，离开网络也能正常生活，甚至家长会刻意减少我们的上网时间，怕有“网瘾”（现在这个词几乎没人提了吧）。而当我们长大后，社会完全进入到了网络时代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深入到家家户户。这使得90后即有前网络时代的记忆，又是第一代从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。
北青报：文学在记录时代时，是否需要承担“治愈”的责任？
李唐：只能说是治愈自己。在中学阶段，也就是十三四岁的年纪，就像小说里写的，心智还未成熟但身体已经逐渐成长的少年们，如同“小兽”一般，蕴藏着危险的动物本能。校园霸凌其实很多时候就出于“兽性”的本能。我曾亲眼目睹过一些霸凌的场景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比如有一次，一个女生因为什么事惹恼了其他人，有人便拿课本狠狠地朝她扔过去。课本砸到她的后背上，传出骇人的声响。那个女生只是默默地站着，什么话也不敢说。她因为长相不好，总被其他同学排斥，平日里几乎没有人与她说话。我觉得她很可怜，有时会帮她一些小忙名鼎配资，或是安慰两句，但也不敢真的为她说话，因为站在她这边，就等于站在了班级大部分人的对立面，我没有这样的勇气。
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。有些同学会突然被高年级的同学叫出去，可能就会遭受暴力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我被不认识的人叫到厕所里，问我另一个同学是否说过什么话。我回答说没有，他们便放我走了，而我看到那个同学站在厕所最里面瑟瑟发抖，看起来那样无助。我回到教室，不知道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奇怪的是，我虽然从小长得文弱，却从未遭受过真正的霸凌。回想起来，或许是因为我虽然不是所谓的“坏学生”，但也从来没有敢于否定他们的做法；在他们施暴时，我往往充当了看客的角色。我的姿态甚至让施暴者以为我是站在他们一头的。
而这种看客姿态，其实与站在施暴者一头并无本质区别。这样的想法让我每次想起来都很难受。因此，我也会格外关注校园霸凌的新闻，这促使我写了《神的游戏》这篇小说。小说里的“我”最终站了出来，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了霸凌者，这也算是我的一种愿望吧，希望每个善良的人都能站出来。
北青报：书中常出现“失意却智慧的引路人”，如诗人灵河。这类角色是否承载着你对文学传统或某种精神力量的寄托？你如何看待“迷茫”与“指引”在成长叙事中的意义？
李唐：灵河确实是的，他是某种“指路人”的化身。青少年其实很期待有能够为他们指路的成年人，而不是命令、指挥他们的人，但是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才能真正遇到。好在我从书里找到了指引，那些过去的作家和作品，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寄托。
现在更加有勇气，写以前不会尝试的东西
北青报：你14岁便开启诗歌与小说创作，文学对你而言，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？
李唐：以前，我的小说大多是“向内”的，比较封闭，属于内心的呢喃，是对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写作也在慢慢“向外”延伸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，我想写的事物越来越多了。我更加有勇气写一些我以前不会尝试的东西。
北青报：请问你是专职写作吗？如果不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是如何平衡本职工作与创作的时间和精力？有没有过“工作拖累创作”或“创作影响工作”的矛盾时刻，又是如何化解的？
李唐：我基本上没有专职写作过，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下班之后完成的。可能是因为我的写作启蒙之一是卡夫卡，而他就是一个小职员。我觉得有这两重身份很“酷”——下班回家之后，就开启了另一个世界。当然，上班是很耗费人心神的，我对自己要求不算高，争取每天写500字，如果能够坚持下来，一年也能写出可观的作品。重要的就是“积少成多”。
北青报：这种“双重人生”的状态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具体影响？比如工作中接触的人和事，是否成为了你笔下都市边缘人物的灵感来源？
李唐：哈哈确实会，但是不会那么直接，也就是截取某个部分来拼贴。写身边的人，我还是非常谨慎的，说不定就会惹来麻烦。我的灵感可能来自许多根本不认识的人，比如遇到的小孩、地铁上的乘客、饭店里的顾客等等，我喜欢观察各种人的神情动态，他们可能不是直接出现在我小说里，但就像素描，间接地影响着我的人物塑造。
北青报：你早期写作有借鉴前辈作家的阶段，后来决心“用自己的声音说话”，这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？在形成独特风格的过程中，你做过哪些刻意的训练或尝试？
李唐：转变的契机，是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，写作仿佛进入了死胡同，写来写去似乎都一样。这样的瓶颈期持续了至少两三年，直到《神的游戏》开篇的三部曲才算慢慢走了出来。我逐渐发现很多东西必须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说，除此之外没有可供借鉴、模仿的声音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决定发现这个“必须的”声音。我没有刻意地练习，无非是在写作中尽量摒除掉任何前辈的影响，就像忘掉过去招式的习武者，以初学者的姿态重新开始学习。
北青报：你曾说自己更愿意称自己为“写作者”，听到别人当面叫你“作家”会感到羞愧。从14岁开始写作至今，你对“写作者”身份的认知有没有发生过变化？
李唐：现在别人叫我“作家”还是会让我紧张。可能“作家”这个词于我还是有神圣性，觉得自己还达不到。我认为只有真正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的人，才配称“作家”。我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了吗？我自己也不确定，这个不是靠自己说说就行的。“写作者”相对朴实一些，而且客观。我现在仍喜欢称呼自己为“写作者”。
想表现的永远是人的精神，而不是某个地域
北青报：你既写当代都市，还涉足历史和科幻故事，在切换不同题材时，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来避免内容悬浮？
李唐：我刚完成一部历史长篇小说，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。我一般会列出“衣食住行”四项，尽量还原当时的情景，尽量做到细节正确。
北青报：你的作品在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达上不断探索，哪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最让你“痛苦”？
李唐：其实最痛苦的是完成约稿，就是有交稿期限以及规定主题的稿子。我一般都是很想写某个小说才会动笔，即使中间经历挫折（基本都会有），也是一种乐趣。可是面对约稿，有时候就不得不逼迫自己，哪怕毫无灵感也要硬着头皮写下去，毕竟有交稿日期摆在那里。所以我尽量不接有截稿日期的约稿。
北青报：你认为小说在当下媒介爆炸的时代，承载着怎样的独特功能？故事是否是你理解世界的方式？90后的身份对你的叙事视角或题材选择有影响吗？
李唐：小说依然是人和人之间理解的桥梁。小说写作者最本质的书写的内容，还是人类的情感，这是目前任何媒介，哪怕AI都无法提供的。我相信只要人类还愿意互相理解，小说就会一直在。你说得没错，小说也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，我在其中每走过一遍，都对内心和外部世界多了一次了解和沟通。这相当于某种“自我疗愈”或者说“修行”。90后的身份倒是对我没太大影响，我喜欢文学的多元化，所以也会尽量多去尝试。
北青报：很多作家把故乡当“矿”，你把北京当“家”，却故意不在文字里“回家”，为什么？
李唐：我写过北京，不过是老北京，就是长篇小说《上京》。这本《神的游戏》写得也大多是北京。只不过，我不想重复前人对北京的书写，我更喜欢将现代经验融入到地域中，我想表现的永远是人的精神，而不是某个地域。
正是因为世界的不确定性，文学才有意义
北青报：如果请你对同样经历成长困惑的年轻读者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文学在不确定的时代里，能提供怎样的“确定性”？
李唐：我想说：“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善良。”确定性无法靠文学提供。正是因为世界的不确定性，文学才有意义。
北青报：爵士乐对你的创作影响深远，你欣赏它“自由、质朴、贴近人性”的特质，这种特质如何转化为你的写作风格？比如在叙事节奏、人物塑造或主题表达上，是否有刻意借鉴爵士乐的“即兴感”？
李唐：我确实很喜欢爵士乐，我的写作也有点像是爵士乐，几乎从来不会在开始时就想好后面的内容，而是随着叙事的发展一点点去寻找接下来的故事。而我也喜欢爵士乐的自由，这不是说随随便便去写，而是在拥有技术的基础上，去勇敢表达，不被技术所束缚。我反复听的乐手有李·摩根和桑尼·罗林斯。
北青报：写作生涯中是否有过“顿悟时刻”或重要转折点？是否经历过自我怀疑，如何克服？
李唐：自我怀疑如影随形，但只要去写了，总有克服的时候。顿悟总是在写每一篇小说时产生，就像村上春树说的，当你走入一场风暴，出来时无论如何都会有什么东西被改变了。
北青报：你的日常生活如何滋养创作？是否有特别的习惯或仪式？
李唐：我算是对写作环境要求很少的写作者了，基本上有时间、有空间就可以写。但写作需要“养”，也就是需要“无所事事”，如果心里总是被各种事情占据，是很难有余裕写作的。
北青报：你心中“成熟的小说”应该具备哪些特质，目前自己还欠缺什么？
李唐：什么是“成熟的小说”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甚至我有点害怕自己会“成熟”，我更欣赏发自内心的、野生的力量，或许是笨拙的、不加掩饰的。
北青报：你写作是为了什么？不写作时如何确认自己存在？
李唐：写作最终可能只是度过时光的方式，或者说内省的方式。不写作的时候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个“空”（就像《星辰坐标》的开头那样），但“空”有什么不好呢？“空”是万物之源。
从未想过放弃写作，它是一种存在方式
北青报：你认为90后作家群体是否存在共性特质？在文学市场多元化的今天，青年作家该如何避免同质化，保持创作的独特性？
李唐：90后作家是多元的，其实我并不觉得像一些评论家说的那样“同质化”。我一直认为，坚持自我就是避免同质化的最好方式，无论你写的是什么，对自己诚实，对写作的事物诚实，就会有独特性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写作亦然。之所以同质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蒙蔽了自我，在用他人的声音说话。
北青报：你曾说“写作让生活多了一重维度，从心理层面上比现在艰难许多”，写作带给你的“痛苦”是什么？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，你有没有过想放弃的时刻，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？
李唐：我从未想过放弃写作，写作恰恰是生活的某种疗愈。放弃写作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过得太好了，没有任何烦恼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写作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，就像有人喜欢钓鱼、下棋、打游戏一样，是喜欢做的事，谈不上坚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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